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体制内出现一个新的群体,他们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不断开疆拓土,勇于创新,在时代洪流激荡下推动了一项项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2月28日,在参加全国两会前夕,肖钢在北京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详述了其从人民银行到中国银行,再到证监会的“金融混业”工作史,以及其间所观所想所感。

肖钢1958年出生于湖南,1977年还在农村插队,1978年踩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成为著名的“78级”,进入央行下属财经院校学习金融学专业。1981年至今,他先在央行做货币政策监管20多年,又任10年中国银行董事长、3年证监会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5年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比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有更好的弹性和更高的效率,更有利于从周期性波动中恢复经济活力,更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肖钢的金融职业生涯正好覆盖了这两个体系,他担任过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又担任过中国证监会主席。在其4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肖钢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是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七任掌门人。资本市场是一个资金场、信息场、名利场,但在肖钢看来,归根到底还是法治市场,要以规则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肖钢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

曾经影响19世纪欧洲大陆政治格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引发了一个古老而著名的问题,“假如你是俾斯麦,能不能做得更好,从而避免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引起了经久不衰的热烈探究。类似的一个问题是,每当中国A股市场出现风雨,很多人会热心地发表意见。但,假设你是证监会主席,会怎么做?

当肖钢身处在“火山口”, “植树造林”可能是市场参与者对他感受颇深的一件事,从0到1,从1到100,包括发行、退市等制度,影响资本市场此后长达数年。尽管如此,资本市场变化多端,在回顾这段职业生涯时,肖钢也曾公开坦承“监管应该避免父爱主义”。

在接受《慧见》栏目专访时,肖钢更是直言:“我在金融领域工作很长时间,即使是在我过去比较熟悉的金融领域,也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是我未来一个长期任务。”

贵在拾起,难在放下。“人生就像一场长跑,需要远见,需要果敢,更需要耐心和坚守。”肖钢对《慧见》栏目如此表示。

中国资本市场处在新兴加转轨的阶段

“有人说外资是‘聪明钱’,其投资理念和国内追涨杀跌正相反。从外资投资行为看,一是选准标的物,做很多研究和分析,一旦选准就长期在这个行业板块里耕耘。二不追涨杀跌,逢低必进,逢高出货。”――肖钢

《慧见》:你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主要都在忙些什么,精力主要花在什么地方,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未来十年想做什么?

肖钢:我现在比过去要清闲得多了。政协委员虽然不在工作第一线,但是处在调查研究第一线,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的第一线。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现在遇到最大的挑战,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本领恐慌。到了政协以后,调研题目都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大局,涉及面很广,而自己知识和经验不够,总感觉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各方面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对我们要求比过去更高。

说到未来,新事物新情况不断涌现,我在金融领域工作很长时间,即使是在我过去比较熟悉的金融领域,也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是我未来一个长期任务。

《慧见》:1981年至今40年,你在央行做货币政策监管20余年,又任10年中国银行董事长、3年证监会主席,到现在全国政协委员,最喜欢哪个职务,哪个最挑战?

肖钢:我其实都很喜欢,不管在哪个岗位都很投入。总的来讲还是最喜欢金融,因为我大学专业是金融,后来也干了40年金融,对金融很有感情。

《慧见》:2013年履新证监会主席后,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七任掌门人,你在“火山口”上锐意改革,推动退市制度建设,当时第一家退市公司是ST水仙。你曾表示,目前我们的退市制度还不符合目前或者下一步资本市场的需要,你认为理想退市制度是什么样的?

肖钢:中国退市制度和前几年比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现在发布的退市规则实际是针对过去我们存在的种种问题而设的。比如规范各类情形和具体的指标,比如财务类指标、交易类指标和合规类指标,交易量达不到一定标准应该退市,重大违法违规要强制退市,我觉得已经比较完善,也总结了历年实践的经验。

从施行的情况来看,去年一年退了约28家,还有90多家退市警示,比过往要多很多,退市进程在加快,退市制度进入常态化、市场化轨道,下一步主要工作是把制度落实到位,再根据实践作相应完善。

《慧见》:作为曾经的二级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你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这么多年来根本问题是什么,如何评价二级市场的乱象?几年前有人曾经评价说中国股市是“赌场”,你怎么看?你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差距主要在哪?

肖钢:中国资本市场用短短30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稳居全球资本市场第二位,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市场规模很大,交易很活跃,市场韧性也足够强,这些都是优势。从差距来讲,我们还处在新兴加转轨的阶段,两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市场发育存在先天不足,30年前我们的股票市场是在股份制还没有很成熟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我国股份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发展的,所以当时市场建立之初,股份制的发展不是很健全,很多公司是为了上市才做的股份制改造,这个过程使我们商业信用培育不太成熟,一直到今天我国商业信用都还不是很理想,这是个先天不足,因为资本市场必须讲诚信。

二是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我们现在有1.9亿自然人投资股票,大部分是中低收入者,资金量不多,而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缺乏,所以常看到市场有大幅波动,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投资者的追涨杀跌,投资者形成长期价值投资理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持续不断加强投资者教育。

《慧见》:你刚才提到的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散户太多,这两年一个明显趋势是明星基金经理受追捧,是否说明情况在改善?

肖钢:对,确实在改善,整个市场结构在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在优化,质量也在提升。投资者结构也在改善,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在提升。公募基金、保险资金等各种机构投资者也在扩大入市。

有人说外资是“聪明钱”,其投资理念和国内追涨杀跌正相反。从多年外资投资的情况看,他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物之前要做很多研究和分析,一旦选准了就长期在这个行业板块里耕耘。一般情况下不追涨杀跌,外资是逢低必进,逢高就出货。如果都秉承这样的理念,市场稳定性会增强。

《慧见》:上海有设立国际板的意向,你觉得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应该抢占什么位置?

肖钢:国际板不是个新问题,讨论了多年。欢迎国外公司到中国上市,这个方向是肯定的。但涉及到一些问题还要深入研究,做好各方面准备。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渐进的,有的中概股比如AB股双重股权架构公司都回来了,未来我觉得外国公司登陆中国 A股市场肯定是个方向。

经过30年努力,上海已经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中也大大提升。最早上海排第35位,现在能跻身前五是很大进步。未来上海要和其它国际金融中心差异化发展,要以人民币为主线,把上海打造成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全球人民币交易中心,全球人民币投融资中心、全球人民币风险管理中心、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中心。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要分层

“我的风险偏好是R3及以下,属于中等,既要求一定安全性稳健性,又要一定回报。银行理财我都买的,基金没有买。”――肖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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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见》:中国家庭财富结构正在转型,从储蓄到非储蓄、从实物资产到金融资产、从单一到多元配置,如何看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趋势?

肖钢:有关数据表明,未来全球主要财富管理市场在亚洲,在中国。我对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发展充满信心,潜力非常大。有很多新变化,首先,富裕人群、高净值客户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过去有钱人多是第一代创业者,这代人慢慢都到退休年龄,新一代高净值人群越来越年轻化,有创业者还有很多专业人士,比如说公司高管、法律和IT专业人士。

第二个变化和年龄相关,客户群体年轻化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财富管理发展快速。未来财富管理的趋势就是要怎么来适应这个新潮流,怎么来聚焦这些不同客群。现在还有个很大的客群在迅速崛起,就是大众富裕人群,应该给他们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

未来财富管理还是要朝差异化,多元化,定制化方向发展,客户群体是分层的,如何根据你所定位的客群实际需求,怎么样帮助客户做好财富管理规划,增强理财产品的稳健性、多元性,再加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是未来发展趋势。

《慧见》:作为中国银行前董事长,你是国内最早抨击“影子银行”的金融家,2013年就发表文章表示理财产品分流是当时中国股市持续性下跌的重要因素。你也曾透露夫人热衷投资理财产品,能否透露下家庭资产怎么配置的?

肖钢:过去我们影子银行风险比较大,资管新规发布后这个风险已经化解和处置了。现在整个理财市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回归本源了,理财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不是过去的类信贷业务了,也不搞刚性兑付了。

在买银行理财前要进行风险测试,我的风险偏好是R3及以下,属于中等,既要一定安全性稳健性,又要一定回报。银行理财我有买的,基金没有买。

《慧见》:你怎么看量化投资?

肖钢:有利有弊,我个人看法中国还是要限制。美国发展量化投资是因为资本市场流动性比较差,着眼于解决流动性,它带来的弊病就是模型化后预期一致,都不用人力,这个自我实现有时对市场伤害很大。美国前年4次熔断和这个有关系,它不是人为的,是机器已经设定好参数,到了一定程度都卖,加剧了市场波动。美国要设定熔断也和这个有关,他知道量化比重大。

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流动性较充分,换手率高,自然人散户多,你如果允许量化做得太大,对市场不利,对散户也不公平。我们初期鼓励创新,市场还挺追捧,最近的看法开始客观起来,我也觉得对中国市场来讲,量化要予以限制。

《慧见》:你曾连续几年牵头完成《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报告》,如何看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的趋势?

肖钢:金融和科技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没持牌就办金融业务,对个人数据隐私保护不够,产生了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所以国家出台了系列法规和政策来加强监管。

现在已经形成共识,从事金融业务要持牌,要遵守法律底线,在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基础上公平竞争,把金融创新和审慎监管统一起来,是必然趋势。没有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金融科技走不远,没有科技伦理金融科技也走不远。

我觉得如果说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的上半场是在消费和零售领域,那下半场则要放到制造业里,供应链金融也在内。数字金融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消费和零售领域发展较好,走到世界前列。但产业金融领域,特别是产业互联网,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我个人的看法是未来数字金融发展方向是朝着数字产业金融来发展,不是直接对消费者,而是对公。这涉及到整个制造业的互联网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物联网等,进入到工业制造业领域后,对金融科技要求更高。

“人生有三把钥匙”

“人生有三把钥匙:拾起、放下、坚持。贵在拾起,难在放下。能干事业时要拿得起,奋斗多年把它放下可能比较难,但该放下的时候要放下。第三把是赢在坚持,要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一辈子坚持。”――肖钢

《慧见》:对你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回顾过去的64载,你会给自己打多少分,有哪些遗憾?

肖钢:我是这么思考的,人生就像一场长跑,需要远见,需要果敢,更需要耐心与坚守。一段跑得快一段跑得慢,都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心,有坚守。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意义是参与历史、书写历史、创造历史,能进入到历史发展进程中。

人生有三把钥匙,拾起、放下、坚持。第一把是贵在拾起,能干事业时要拿得起。贵在拾起,难在放下,奋斗多年把它放下可能比较难,但该放下的时候要放下。第三把是赢在坚持,要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一辈子坚持。

我觉得做人要学会知足、知止和知趣。知足就不能贪恋太多,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知止是该行动时一定要行动,该停止时要停止,把握好分寸,有所为有所不为;知趣是正确认识自己,人要有自知之明,自信但不自大。这种理念下我就没什么不能接纳的,没什么不能释怀的。

《慧见》:你刚才提到创造历史、参与历史,你觉得你是历史的一部分吗?

肖钢:对,没错。其实每个人都在参与历史,你也在,同时每个人也都在书写历史,当然最好还是能创造历史。

《慧见》:能不能分享下最近读了什么书?

肖钢:政协委员第一位任务是读书学习,我们有个书香政协。政协读书不仅仅是读书,主要是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出发,结合政协调查研究的题目来读书。围绕特定主题有推荐书目,读完后要讨论要交流,还要实地参观调研。比如说怎么促进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华为创新》就是政协给我们推荐的,不仅读书,线上线下讨论,还要带着这些问题到企业去实地考察和调研,所以在书香政协读书目标性很强。

《慧见》:能否聊聊你的家庭生活,在外界看来,官员都是严肃的,但你是性情中人,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你这一生唯一做对的事就是娶了你的夫人。为什么敢于在公众面前流露私人情感?我们栏目采访过很多中国男性企业家,绝少会在公众场合夸自己妻子的。

肖钢:我是说过,是我真实心情的流露,但这句话不是在正式采访时说的。在采访之前记者到我办公室看到了书柜里夫人的照片,在闲聊中说了这话。就播出来了,我觉得也无妨。我和夫人是大学同班同学,确实也难得,很不容易。所以你要问家庭生活,我很幸福。我家祖孙四代都干金融,我爷爷在解放前做钱庄,我父亲50年代就进入人民银行,我也是学金融干金融,我女儿从耶鲁毕业回国也是干金融。在家里无论是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问题,我们都经常来讨论。

《慧见》:你们最近在家都谈了什么话题?

肖钢:最近还是通胀谈得比较多,因为现在全球通胀,中国虽然CPI不高,但是PPI不低,我们对物价的感受还跟CPI不一样。居民实际感受和CPI指标为什么有差距,这也是我们家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

《慧见》:你的母校湖南财经学院在中国金融界颇富传奇色彩,有个说法是它向中国输送了1000位大大小小的行长,这些人执掌了中国金融产业三分之一的版图。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学生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还面临就业困难,回过头来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主要因为哪些好品质,对年轻人来说哪些是最重要的?

肖钢:我的母校能培养出一批金融行业各个层级的领导,是时代的产物。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是“文化大革命”后湖南财经学院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学生。那时整个金融人才青黄不接,“文革”期间所有财经院校都停办了,我们是第一届恢复招生,这是大的时代背景。

又恰好我们财院是部属院校,人民银行下属的,当时金融业主要在人民银行,当时连工商银行都没有。那时人民银行既是金融管理部门,是中央银行,又办理商业银行业务,人民银行在部属院校上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力度很大。

当时上大学很不易,就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入学后很勤奋,也很刻苦。我之所以讲这个现象是时代产物,我们入校后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召开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我们毕业正赶上各行各业特别是金融行业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机遇。农业银行、工商银行陆续分设出来了,信托投资公司等各种业态发展起来了,当时人才培养又有限,所以这批学生能成才,有自己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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