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年前的12月8日，就在日本团结舰队偷袭珍珠港的稍后时分，侵沪日军攻击了黄浦江上的美、英军舰，而且突入市中央的公共租界。“‘孤岛’时期竣事了，作为东方第一都市的上海随同远东各地一起步入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马军克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的“上海所见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事情坊开幕式上回首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示意，随着日军最先周全控制都会，上海进入了近代以来政治上最漆黑的时段，但也隐约看到了转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这场战争的研究从未住手。除了在外交、军事等领域探讨民族国家视角下的远大叙事，一部门现代研究者最先把目光转向通俗民众的生计状态与内心世界，考察战争给百姓生涯造成的切实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以珍珠港偷袭为先导，以日本投降了结，但战争造成的问题并没有随之消逝，战后的吸收与审讯以及相关遗留问题影响亚洲社会至今。在12月7日举行的“上海所见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事情坊上，与会学者对上海视角下的太平洋战争、战争阴影下的一样平常生涯、战后的吸收与审讯等问题举行了钻研。

战争阴影下的生涯图景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江文君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统计处的统计资料为中央，探讨“抗战时期上海中产阶级社会生涯状况”。他的研究涵盖了1937-1941年间上海作为中产阶级的职员以及工人家庭的情形，数据涉及家庭规模、饮食情形、平均收入、消费支出等等。研究以为，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作之前，一样平常上海中产阶级的一样平常生涯状况尚能维持，但太平洋战争发作后四年则通货膨胀、钱币危急日益加深。他指出，1937-1941年也是民国上海经济繁荣周期的巅峰。那时上海股票、房地产的相关指数都到达巅峰，出现一种畸形的繁荣；一样平常市民生涯大致稳固，粮食供应也较为稳固。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作是一个主要的历史转折点——西方洋行大部门关闭了在沪营业，使得原来作为上海中产阶级主要组成部门的洋员群体土崩瓦解，十几万洋行职员一夜之间失业，这加速了上海中产阶级的无产化。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博士生郭子健考察了抗战前后“黔酒入沪”的靠山及历程，文章以茅台为案例讨论了战争对特定行业、市场、消费款式的影响，选题颇受关注。研究追溯了地方土特产若何崛起成为备受精英阶级追捧的名品历程，而中日战争在其中扮演了至关主要的作用。讲述以为，在战争导致的交通封锁、贸易壁垒、精英西迁、以及西南军阀政治秩序下的政商关系、人际网络等因素综合影响下，西南土酒随着国民政府回迁而热销上海，其品牌的职位得以确立。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央副教授蒋杰的讲述讨论了一·二八事情中的“失踪人口”。一·二八事情发作后，上海公共租界东部的虹口、杨树浦等区域为日军周全控制，一部门中国平民未能实时撤出日军控制区，不幸沦为日军及武装日侨的攻击目的。日方以抓捕“便衣队”为由，放肆拘捕、扣押和荼毒区内中国平民，其中一部门人惨遭杀戮。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如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项松茂、美国长老会上海鸿德堂牧师蒋时叙一家在被日军拘捕后亦下落不明。由于日方拒不承认扣押、杀戮平民的事实，这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群体成为所谓的“失踪人口”。蒋杰通过爬梳档案，综合幸存者证词、工部局的集会记录、上海领事团的观察文件以及日本士兵和亲历者的回忆等资料，追踪了这一时期“失踪”事宜的前因后果，展现了日方拘捕、扣押、荼毒以至杀戮众多无辜平民的事实。

“后世的人们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忆、叙述和‘生产’有关一·二八事情的影象、信息与文本时，往往被大事宜、大问题吸引。战争的起源、实力的对比、政治形势以及国际款式，都是人们津津乐道，频频消费的话题。”蒋杰在讲述的结语中写道：“而为数众多的真正见证、体验和介入过这场战争的芸芸众生，却经常为史学家所萧条。”这群消逝在1931-1932年冬春之交的“失踪者”们，在时隔八十多年之后通过学术研究回到民众视野，在蒋杰看来，“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让人们认清战争的残酷与凶狠”。

在讲述中，蒋杰还展示了一组上海一·二八事情时代的照片，这些珍贵影像记录了日本武装职员拘捕中国平民的情形。关于论文中未讨论的问题，即日方所谓的中国“便衣队”——指身着便服的中国狙击手——是否存在，蒋杰示意，还需进一步资料来证实，与会学者也就相关问题举行了交流和讨论。

此外，宋庆龄陵园治理处研究室的齐超儒先生围绕民国时期嘉定人吕舜祥的日志，考察一位墟落知识分子的战时生涯。吕舜祥的日志记录了他从南下逃亡到“孤岛”任教再到蛰居墟落的历程，为下层民众在战争中的生涯与心态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案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徐嵩的讲述围绕日伪在沦陷区开展的“清乡”运动中的竹篱笆睁开，指出竹篱是日伪清乡虐政的象征，与马军研究员的铁门研究配合组成“战时封锁”的主题。讲述中探讨了日伪选用竹篱修建封锁线的缘故原由和历程，指出其施工快捷、取材便利、成本低廉，然而军事价值有限，更主要的作用在于心理上的压制。研究生潘岩的论文围绕国民党空军建军历程的主要节点和多重面向睁开，研究生朱焘则就战时浙南研究的可能性与展望做讲述，提出若干可考察的偏向，包罗浙南战事，地方军事政治，战时浙江工业内迁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影响，战时浙南的民众生计与商贸流动，被日军行使、媚日群体的境遇，以及“壶碟会”等战时墟落秘密社会。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在点评中指出，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很大水平上缘故原由在于其崛起后对开埠以来西欧列强在上海确立的权力结构、利益款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西欧列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不满，而这种心理上的玄妙转变，与1860年代以来日侨在上海的被边缘化履历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他在点评中示意，二战史的详细实证研究，应放在大的历史架构中去明白，其意义才会凸显，激励与会的青年学者在完成实证研究的同时，以更广漠的视角来看待详细历史事宜的前因后果。

战争之后的审讯与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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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硝烟散去，另一种意义上的战争却远没有竣事。对日本战犯的审讯，对各大机关机构的吸收，对战争造成危险的追索与赔偿，其中的历史细节纷繁重大，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仍在影响东亚社会。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蒋欣凯多年来专注于日本战后对华赔偿与送还研究，在此次集会上做了关于“战后日本送还文物的吸收”的讲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华的讲述则聚焦于战后中国银行沪行吸收清算伪行与复业的情形。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会长王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马军以及上海牢狱治理局史志办的徐家俊先生划分围绕战后苏联对在押日本战犯的审讯、美军军事法庭的审讯以及国民政府上海军事法庭的审讯做了讲述。

王选女士常年为揭破细菌战真相及相关的跨国诉讼而奔走，此次她的讲述围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审查局立案证据质料中的日本关东军战俘口供，以及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举行的“前日本陆军武士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讯”（简称“伯力审讯”）睁开。

1977年最先，美国国家档案馆公然了一批有关日军731等军队细菌战以及相关的档案，其中有两名731军队职员（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的英文口供翻译文本，由苏联检方于1946年向国际审查局提交。内容涉及该军队的人体试验、细菌武器的攻击战等战争犯罪行为。然而从口供编号上推断，应该另有两份文件遗漏或者未公然。直到四十年后，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图书馆公然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审查局美国审查官Frank S. Tavenner, Jr.的小我私家文献，另外两份口供才重见天日。它们划分是在押苏联战俘、关东军军医部长中将梶冢隆二、参谋长中将秦彦三郎证词的英文翻译文本，两份供述均有关日军关东军细菌战。这四位苏联在押战俘的口供历时四十年才得以序列归档，这一细节也反映了二战日本细菌战研究的重大和曲折。

上述四名苏联在押战俘中，川岛清、柄泽十三夫、梶冢隆二厥后都是伯力审讯的被告。苏联不满美国独占日本细菌战人体实验技术资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细菌战战争犯罪未加追究，在该法庭竣事一年之后，于1949年12月25-30日，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国称伯力）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在押日本关东军武士就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举行了审讯。

《伯力审讯质料》在1950年以后陆续出书，刊行各国。质料中，12名被告均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犯罪予以训斥，忏悔小我私家介入细菌战的罪过，并示意愿意负担责任。然而，由于冷战的缘故原由，《伯力审讯质料》在西方国家一度被视为苏联的宣传质料，不予置信，在日本也是云云。2017年，日本NHK播放了有关伯力审讯的纪录片《七三一军队的真相——精英医学者与人体实验》，行使了新发现的伯力审讯法庭录音质料，有力地证实了《伯力审讯质料》作为史料的可靠性。

另外，据王选领会，原苏联克格勃所藏昔时对日武士员的细菌战审讯资料、档案、证据，数目重大，保留完整，已公然的《伯力审讯质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门。王选特别强调，在伯力审讯的被告中，日军细菌战的核心人物之一佐藤俊二并未向法庭供述其曾经担任军队长的一六四四军队用活人举行人体实验的行为，也未供述其任广州“波”字八六〇四细菌军队军队长时代下令手下用细菌迫害广州灾黎收容所香港灾黎的罪行。在七三一军队之外，在伯力审讯质料之外，另有更多关于细菌战的真相远未为人所知。

马军研究员的讲述围绕1946年上海美军军事法庭的审讯睁开。他以“泽田茂等在沪虐杀美国杜立德航空队飞行员案”为例，讨论上海美军军事法庭的审讯，探析美、日军事司法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国家和社会因素。

1946年1月，美军在上海提篮桥牢狱设立美军法庭，审讯战时日本军队在中国杀戮、荼毒美国被俘职员的相关案件。马军以为，作为开庭时间早于东京审讯的上海审讯，无论在战史层面照样在司法实践上都有怪异的职位。在“泽田茂等在沪虐杀美国杜立德航空队飞行员案”中，1942年日军曾对8名美军飞行员俘虏判处重刑，最终4人殒命、4人获救；4年后美国检方破费大量人力物力观察取证，最终确定4名日方被告，于1946年2月开庭。在大大小小十余次的开庭审理中，双方为法律问题做了长时间的争执，但最终以对被告极轻的量刑讯断了结。其中一名被告冈田隆平之子冈田舜平写下研究著作《两个战犯审讯：杜立德案件是怎样审讯的？》，复盘两个法庭的审讯，通过对照展现美国社会和日本社会在运作制度和头脑方式上的差异。马军研究员以为，这一案例具有“放大镜”式的研究意义，能够让人从中感受到国际法视野下战争问题的重大性。

来自上海牢狱治理局史志办的历史学者徐家俊曾先后在提篮桥牢狱、上海市牢狱治理局机关事情，时代搜集大量史料举行仔细研究，其关于战后上海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讯的研究著作《审讯从这里最先》即将出书。他在会上先容了战后由国民政府设立的上海军事法庭。他示意，这是抗战胜利后天下十个审讯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存在时间最长（1946.03-1949.02）、审讯日本战犯总人数及审讯将级职员最多的一个军事法庭，在中国抗战史及审讯史上具有主要的职位。上海照样各地军事法庭讯断后，大量日本战犯的集中地和移送回国的遣送地。

上海军事法庭设在上海虹口江湾路1号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原址四楼，成立于1946年3月15日。关于上海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总人数，有183人和116人两种说法，徐家俊凭据多年研究及对被审讯职员的逐个统计，以为第一个版本对照相符实际情形。他总结上海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若干关键问题，以为其首先相符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其次涉及面较广，从地域上包罗江苏、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地的日本战犯，从职务上讲则既有下层的军曹、曹长，也有中层的少佐、中佐、大佐，另有上将、中将、少将等高级军官。然而，上海军事法庭对将级日本战犯审讯事情迟缓，有的步履急忙、一晃而过，对部门日本战犯养虎遗患，如对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人无罪释放。无罪讯断引起海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中国共产党也对此揭晓了声明。

徐家俊以为，日本战犯中的许多原日军高级将领曾想方设法同国民党军政要员走私情、拉关系、搞幕后买卖，对日本战犯的减刑及回国服刑起了很大作用。如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就记录了两条“疏通”渠道：“一条是经联络官吴文华-曹士澂少将-国防部长何应钦；另一条是经龙佐良少将-汤恩伯上将-蒋总统。”另外，随着三大战役的开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原来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急忙南迁，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基本无暇顾及日本战犯的扣留和治理。1949年2月，上海军事法庭打消，上海的国防部战犯牢狱打消，在押日本战犯移送日本。1950年代，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都被先后释放。

徐家俊提出，上海有三处与战犯审讯、关押有关的场所，除提篮桥牢狱已定为上海抗战纪念地及天下重点文物保护单元外，另有江湾路1号的上海军事法庭，以及位于宝山区殷高路15号的上海战犯拘留所。后者厥后改为国防部战犯牢狱，那时这所牢狱关押的日本战犯比提篮桥牢狱还多、级别还高。徐家俊以为，后两处场所也应申报上海市的抗战纪念地。